上伯官汉代城址解密_[#第一枪]

上伯官“汉代城址”解密

近来，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西头格外热闹，在考古人员的指导下，男女老少村民们舞锹挥镐，挖出一个个规整的“探方”，连成蔚为壮观的一道景观。人们不禁发问：这是在干啥？一块醒目的牌子上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：“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/沈阳四环快速路 BT工程六标段/上伯官汉代城址考古发掘工地”。人们还要发问：这荒郊野外的，咋会有汉代城址？这汉代城址到底是咋回事？且听专家一一道来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考古专家关注上伯官

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一带，早就进入了考古专家、史学专家们的视线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专家们便开始探究这个村落的悠久历史。后来，随着上伯官村附近的一座座墓葬被相继发现，上伯官村的身世，逐渐清晰起来。

考古发掘现场

资料记载，1963年10月11日至11月20日，考古人员在上伯官村附近，清理了6座汉魏时期的墓葬。6座墓葬分为三种形式。“1号墓”为双室墓，平面呈“十”字形，长5米、宽3.2米，灰色绳纹砖两横一竖砌筑墓壁，券顶竖砖为楔形砖。墓门宽0.7米、高0.9米，拱形，门外左右有护墙。墓门前为竖穴式墓道。墓葬前室长1.4米、宽0.8米、高1.7米。主室长2.1米、宽1.05米、高1.5米。“2号墓”、“3号墓”均为长方形，南北长3.3米、东西宽1.4米。“4号墓”、“5号墓”、“6号墓”均为南北向长方形砖室墓，三墓并列，墓壁相连，墓底相通。3座墓葬均为二人合葬墓。

6座墓葬出土了铜镜、铜镞、铜扣漆奁、漆盒、釉陶双耳小罐、陶罐、陶樽、陶碗、陶瓶、陶钵、陶奁、陶勺、陶盘、陶碟、陶井、陶水斗、陶灶，以及“半两”、“五铢”、“大泉五十”等钱币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挖果窖现身三墓葬

1988年10月，上伯官村供销社在院内挖果窖时，发现了一座汉墓。考古人员们清理该墓葬时，又发现了两座墓葬。3座墓葬分布成三角形，均为长方形竖穴砖室结构，采用子母砖横向单行叠砌而成。其中，“2号墓”为双人合葬墓，墓长3.45米、宽近1.9米。

3座墓葬出土了56件器物，除两枚铜钱外，均为泥质陶器。颜色有灰、灰褐、灰黑色。器形有罐、壶、奁、钵、灶、井、仓、瓮、耳杯等。“3号墓”出土的两枚“大泉五十”钱币，是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时期流通的货币。考古专家分析，3座墓葬应为东汉早期至中期的墓葬。

挪动路边电杆，惊现无骨殖“瓮棺”

2005年10月下旬，在扩路电力设施改造工程中，挪动上伯官村西侧路边电杆时，发现了两座汉墓。

“1号墓”平面呈长方形，由墓道、墓室两部分组成。墓道为长方形斜坡状，末端紧接墓门。墓室平面呈长方形，长3.4米、宽1.68米、残高0.5至 1.78米。墓顶部分起券，大部分不存，惟有东、西、北三面墓室砖壁上残留少许券顶。据此分析，该墓葬券顶应为纵向起券。墓室东壁，自下而上共8行青砖，从第九行开始起券。券顶采用长45厘米、宽18厘米、厚8厘米至10厘米的素面“子母砖”砌就。该墓葬出土了陶罐、陶瓶、陶钵、筒瓦等残片，并出土了一枚完整的银指环。

“2号墓”为一座“瓮棺墓”。该墓葬形制特殊，仅在地面挖一个平面呈椭圆形的墓坑。墓坑长1.04米、宽0.67米，墓口距现地表1.35米至1.4米。墓坑中的葬具为“瓮棺”，由陶釜和筒形器套接而成。令考古人员诧异的是，“瓮棺”内并未发现人骨。1963年10月间，在上伯官村附近，考古人员就曾发掘出3座“瓮棺葬”，“瓮棺”内亦未发现骨殖。当年，考古专家初步认定，“瓮棺葬”应为儿童墓地。“瓮棺”由两个陶釜中间套接筒形器组成。两个陶釜完全相同，均为“泥质夹细砂红陶”，轮制，直口，斜展沿，重唇，直肩，弧腹斜收，小平底。陶釜口径31厘米、底径6厘米、通高 25.2厘米。筒形器材质亦为“泥质夹细砂红陶”，轮制，直筒形，直口，方唇，器口至中间依次饰有凸棱纹、压印条纹带、拍印粗绳纹，筒形器内壁装饰戳印麻点纹。筒形器口径28.6厘米、筒身中部直径27.2厘米、壁厚0.8厘米至1.1厘米、残高38厘米。

村民平整耕地，露出两座较大墓葬

2007年4月下旬，“上伯官城址”西侧的下伯官村农民平整耕地时，发现了两座形制较大的汉墓。该墓地位于下伯官村西南台地上，南距“沈抚公路”1公里；西距沈阳市区20余公里；东距“上伯官城址”约两公里。

经考古工作者发掘，两座汉墓形状相似，墓底深度相差约1.2米。“2号墓”建于“1号墓”之后。“1号墓”较大，由墓道、甬道、前室、后室，以及东、西耳室组成。墓道为阶梯状，保存较好，残长约4.2米、宽约1米。甬道长约0.9米、宽约1.4米，已严重破坏。墓室主体呈“T”形，南北长约7.4米、东西长约8米。后室有两个早期盗洞，以致墓内随葬品较少，而且严重破碎，可辨器形有陶俎、陶瓢、陶槽、陶器座、陶灶、陶楼等。墓葬内散落的白灰块上，还有彩绘的痕迹。这些白灰块应从墓顶上塌落下来。

“2号墓”亦呈“T”形，但仅有前室、后室，未见随葬遗物。

专家认定，“上伯官城址”为“玄菟郡”

“上伯官城址”所在地的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，地处沈阳与抚顺之间，“沈抚公路”从城址南侧0.5公里处通过。城址东侧紧依牤牛河，北为浑河支流二道河子。由于河水长年冲刷，城址东侧、北侧遭到破坏，早已不见城墙址，形成高约6米的断崖。断崖上露出大量的两汉、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存。城址西部、南部城墙早已夷为平地，但城墙夯土基础尚存，村民在城墙夯土基础上建房，不用打地基。从地表观察，现城址内外高差约1.5米。城址内业已被村民房舍覆盖。

该城址内的古街道主要有东西向、南北向的十字街。修筑“沈抚公路”之前，东西向街路是一直通向抚顺的“官道”。从道路和村内自然格局分析，该城址原应有东、西二门。城址南墙中部，与南北向街路相通的出入处，应为城址南门遗址。因河水冲刷破坏，北门遗址位置已无法认定。经实测，城址现存南侧墙址残长326 米，其中，南门至西墙址为200米。东侧城墙址残长537米，其中，“官道”至南侧城墙址为370米。该城址原为长方形，南北稍长，其周长约2500米，应有3座或4座城门。

该城址内汉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，文化堆积层厚达1.5米左右，土质灰黑，内含大量的绳纹筒瓦、板瓦、砖等建筑材料。生活器具多为细泥灰陶，有罐、瓮、壶、豆、盆、甑、瓶等，火度较高，器具除素面外，大多为绳纹、弦纹等纹饰。其中，一块阴刻“廿六年”字样的细泥灰陶 “陶量”口沿残片，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，颁行天下的标准量具。该“陶量”在此间出土，标明这座城池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。

该城址周围，分布着许多两汉、魏晋时期的墓葬群。已发现的墓葬多为券顶砖室墓，有单室、双室、三室墓葬，以及“瓮棺葬”。墓葬中随葬品有细泥灰陶壶、鼎、豆、耳杯、瓶、罐等，以及成组的青铜器、铜镜、琉璃耳珰、银手镯等。这些墓葬的主人，均为当地的居民和官员、官兵。

该城址的名称，历来众说纷纭。通过考古人员对该城址实地调查，从其地理位置、规模、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分析，并参照古籍文献进行考证，认为该城址地理位置险要，交通方便，西南至辽阳(辽东郡治襄平)约100公里，与《吴书》记载的“玄菟郡在辽(辽东郡治襄平)东北，相去二百里”相吻合。《晋志》记载，玄菟郡为汉代设立，统领望平、高显等三县。经考古专家考证，玄菟郡为东汉安帝设置，所辖望平县城遗址，在新民前当铺大古城子，距玄菟郡城址西约65公里；高显县城遗址，在苏家屯区沙河乡魏家楼子，距玄菟郡城址西南约31公里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说明书》记载，沈阳以东，抚顺以西，上伯官屯附近的古城址，为玄菟城遗址。玄菟郡再次迁徙的郡治，就在此地。由此可见，“上伯官城址”，便是玄菟郡的三迁址。

东汉安帝永初四年，便有“玄菟”字样记载

“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九，汉纪四十一，孝安皇帝”，东汉永初四年(110年)九月、元初五年(118年)六月的记载，均提及“玄菟郡”。由此可见，东汉安帝时期，便在辽东地区设置了“玄菟郡”。

据了解，眼下，考古人员们在上伯官村西头考古发掘，主要寻找这座汉代城址的城墙遗迹。目前，该城址的南城墙西端夯土基础已被发现。寻找该城址城墙遗迹的艰苦工作，仍在进行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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